開羅的經貿交流會上，浙江企業簽下億元訂單；

巴塞羅那的碼頭上，廣汽集團的新能源汽車整齊排列；

海口的消博會上，全球71個國家和地區的1767家企業共享盛會……中國企業遍布全球各地的同時，外國企業也走進中國。

從湖南代表團赴德國、英國深化經貿合作，到安徽省經貿代表團出訪馬來西亞、澳大利亞，再到浙江、山東、廣東省領導帶隊密集出訪東南亞、中東、歐洲……各地代表團都在按下出海加速鍵。

雖然目前關稅戰沖擊，但從企業自身、地方政府來看，都在積極主動走出去。

大出海的背后隱藏著什么樣的發展邏輯？

我們從一位企業家大佬的信說起。

曾毓群的一封信

2024年5月，一封出海動員信在朋友圈刷屏。

寧德時代創始人兼董事長曾毓群親自發出了新年總裁辦1號文件—出海動員信。

信中寫道：國內市場競爭愈發激烈，但我們在全球舞臺上的份額去年已迎頭角力追平LG，展示出廣闊的增長潛力。

寧德時代還將員工的電腦桌面設置為統一字樣：“誰到海外，誰就是公司的英雄。”

除了寧德時代，立訊精密、釘釘等知名企業，都將目光轉向海外市場。釘釘更是將出海計劃拔高至戰略級別，已經抽調人選組成混編團隊。

經過2001年加入WTO后20多年的開拓，中國企業海外布局蔚然成風。據商務部數據顯示，2024年，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438.5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0.5%；2024年派出各類勞務人員40.9萬人，較上年增長17.9%，在外各類勞務人員59.4萬人。2025年第一季度，中國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409億美元，同比增長6.2%；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586.7億美元，增長26%。

數據是最好的證明，出海的背后是產業發展的內在邏輯。

近年來，國內產能大幅擴張，同質化競爭的負面效應被成倍放大，價格競爭愈發激烈，利潤下降成為常態。這或許就是許多企業家的心聲：“中國市場競爭太卷了”。采訪中一位企業家表示：“與其國內當‘卷王’，不如出海做‘霸王’”。

拿寧德時代來說，2021年，寧德時代國內市場占有率已經達到歷史最高點52%。隨著國內市場日漸成熟，中創航新、欣旺達等電池供應商及比亞迪等自產電池車企的快速發展，以及電池產品的迭代升級，不斷擠壓寧德時代的市場份額。

面對如此“內卷”的市場環境，寧德時代意識到眼睛不能只盯著國內市場，出去看看或許不一樣。此后，出海成了寧德時代管理層關心的大事。

如今，寧德時代在海外已建成及正在籌備的工廠總數達8個，包括德國、匈牙利、泰國、西班牙等地的工廠，以及與美國福特、特斯拉的合作工廠和在印尼打造的全產業鏈項目。

與中國市場相比，海外市場是“水大魚大”，市場空間大、產業鏈路長。2023年，寧德時代在海外動力電池市場的占有率已經提升至27.5%，海外業務增長迅速，境外營收同比增長了超70%。2024年，全球近四成電動車搭載寧德時代的電池，儲能電池全球出貨量占比36.5%。

“從企業自身來看，通過出海尋找新的增量市場和新的機會，利用全球資源，能夠創造更多利潤，同時降低在單一市場經營發展的風險，促進自身做大做強。”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于津平分析說。

更重要的是，中國企業的出海浪潮，實際上是中國與世界的雙向奔赴。

《決策》雜志在南京大學采訪時，于津平舉了一個例子：美國一家自動售貨機經營者表示，即使從中國進口商品的稅費飆到70%，他依然選擇繼續采購中國產品，因為即便加上關稅，中國貨的性價比還是“碾壓”美國本土制造。

于津平分析說：“即便是美國，也離不開中國制造。雖然美國科技水平高，但是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高，產業鏈配套設施也不完整，整體競爭力不高，就算開展制造業回流行動，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美國在很多方面還是要依靠中國產業鏈。”

除了美國，東南亞、歐盟等一些國家的產業鏈，也深度鏈接中國。

在東南亞的越南，“5G手機國產化”的背后，是芯片來自紫光展銳、電池是寧德時代、螺絲產自浙江；印有 “Made in Vietnam” 的服裝集裝箱內，堆滿紹興的布料、東莞的拉鏈、寧波的縫紉機。

再來看歐盟。20年前，歐洲的設計師和工程師，總是拿中國新車原型開玩笑，認為中方車型設計，完全是復制粘貼歐洲車型上去的。

但到了2025年3月，歐委會發布了一份汽車行業行動計劃，希望有意進入歐盟的中企，能和歐洲建立合資企業，或者轉讓部分技術給歐盟。

從看不上到主動尋求合作，不僅展現出中歐在汽車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更體現了歐洲汽車領域對中國的需要。

現階段，中國在動力電池、智能駕駛系統、車聯網等關鍵技術領域已形成顯著優勢。寧德時代占據全球37%的電池市場份額，比亞迪的刀片電池技術通過歐盟認證，且中國掌控全球63%的動力電池產能和一半以上的鋰資源加工能力，而歐盟近八成的電池依賴進口。所以，歐洲汽車的自動化轉型，需要中國的供應鏈和技術支持。

中國企業需要出海，世界也需要中國企業出海，這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雙向奔赴。這在號稱中國外貿晴雨表的浙江義烏，表現得最明顯。

“義烏做的是全球生意”

面對關稅戰沖擊，義烏正在發生什么？

從新華社、央視新聞等各路媒體的實地報道來看：義烏表現得很淡定。

淡定的背后是義烏在出海布局上的思維之變。在義烏商貿城，經營面具生意的聶自勤表示，“關稅戰影響了30%至40%的訂單，但是我們有信心，這段時間正在轉運歐盟路線，美國客戶下單，我就發貨，不下單，我就換一個賽道。”

數據顯示，義烏已全面提升對非洲、拉丁美洲、東盟、沙特阿拉伯、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業務。尤其是在“一帶一路”政策推動下，義烏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開拓了新的外貿“朋友圈”。在義烏，越來越多的老板集體學習阿拉伯語、西班牙語，晚上調時差奮戰跨境電商直播間。

義烏出海布局的變化，折射出的是中國外貿版圖之變。

曾經，歐美市場是我國產品出口的“主戰場”，但在美國對中國開展首次貿易戰以來，中國對美出口比例就已經比加入世貿組織前更低了。

2000年，這一比例為20.91%，2017年降至18.98%，下降了2個百分點左右。2018年后，這一比例下降的趨勢加快，到2024年為14.67%，6年時間下降了4.31個百分點。

同期，中國對歐洲、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以及亞洲東盟的出口比例均在上漲，其中歐洲和拉丁美洲均上漲了2個百分點左右，東盟更是上漲了4.8個百分點。

換句話說，雖然美國仍是重要的貿易伙伴，但中國對美出口依賴度正在下降，更多產品去往了歐洲及其他新興市場。

近年來，我國與歐洲、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地區的貿易合作愈發緊密，出口額也穩步攀升。以東盟為例，2025年第一季度，我國對東盟出口1.05萬億元，增長9.2%。

多元化的市場，顯著增強了我國外貿的韌性。在多元化市場的背后，是我國在積極主動創新產品，引領需求。

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擁有全產業鏈的成熟的制造工藝，能夠滿足海外市場的各種需求。

十年前，出海的爆款是服裝、家具、家電等“舊三樣”。如今，榜單已被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等“新三樣”所取代。2023年，全國“新三樣”出口突破萬億元。

安徽就是一個典型。2024年，安徽省“新三樣”合計出口490.1億元，增長23.6%。2025年以來，安徽省對中東、東南亞等新興市場“新三樣”出口大幅增長。1-2月，對以色列出口13.1億元，增長348.9%。同期，對印度出口16.9億元，增長29.3%；對東盟出口9.2億元，增長108.0%。

多元化的市場、多樣化的產品，帶來了多重機遇。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上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特別是“一帶一路”國家、金磚國家和中東國家，正在成為中國外貿的重要增長極。這讓我國在面對關稅沖擊時，有了更多主動的選擇和回旋余地。

就像義烏商戶說的：“義烏做的從來都是全球生意”“任何行業都可以出海重做一遍！”

在中國企業出海的生態中，地方政府是重要的推動者。企業出海從“走出去”到“走進去”，再到“走上去”，都離不開政府政策體系的支持。

“10天內已6次頂格部署外貿工作”

自關稅戰爆發以來，全國各地積極應對，探尋破局之道。

首先是提信心。《決策》雜志梳理發現，4月以來，北京、廣東、江蘇、上海、湖南、四川、安徽、福建……多地領導干部密集走訪企業，尤其注重外貿企業，提振外貿企業信心。

自美國加征所謂“對等關稅”以來，江蘇省級層面動作頻頻。江蘇省委書記主持召開座談會，強調要著力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全力支持外貿企業開拓多元市場，多措并舉吸引和利用外資；江蘇省省長強調要“一行一案”“一企一策”幫扶受沖擊較大的行業和企業，全力渡過難關。

而對美出口依存度居全國之首的浙江，為了應對關稅戰沖擊，從4月8日到16日，10天內至少6次就穩外貿相關問題進行密集部署，勉勵企業創新貿易渠道方式，積極開拓多元化市場。

其次是出政策。召開座談會、走訪企業等舉措作為應急手段，能夠快速收集企業訴求、協調資源解決燃眉之急。而要從根本上優化外貿環境、提升企業抗風險能力，必須構建系統性的政策體系。

比如，廣東的外貿大市東莞，在4月14日，火速出臺《關于促進外貿穩定增長的工作方案》，為外貿企業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上海建立服務企業走出去協調機制，編制企業出海政策“服務包”，出臺了《對外投資合作合規指南》《關于提升綜合服務能力助力企業高水平走出去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政策。4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總局、國家外匯局、上海市人民政府聯合印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進一步提升跨境金融服務便利化行動方案》，為企業出海提供了更大的金融便利。

最后是有行動。政策出臺后，更重要的是落實到各項實際工作中。

在安徽，2024年12月，安徽省委省政府牽頭成立徽派企業國際經貿合作聯盟，致力于加強企業間海外信息共享、業務協同合作、風險共同防御，實現“抱團”出海，推動安徽優勢產業合理有序境外布局，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合作，在開放發展中打造產業競爭新優勢。

“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聯盟不僅為有出海意愿的企業建了一個‘家’，也讓相關部門更好地提供對外投資服務有了‘助手’。”徽派企業國際經貿合作聯盟秘書長、中鐵四局業務經理邵剛說。

更重要的是，這也將加快產業發展生態出海。“以聯盟等形式鼓勵產業鏈上或合作緊密的龍頭企業共同出海，比如新能源企業、汽車、家電企業等上下游企業集體出海，將推動品牌、理念、技術、標準、服務等整體生態圈出海，既實現互惠互利，也提升出海層次。”安徽省經濟研究院辦公室主任劉兵分析說。

不僅于此，各種展會也為企業搭建了“出海跳板”。廣交會、華交會、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等各類展會，不僅提供了中國產品的多樣性和高質量展示平臺，也促進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經貿交流。

對于企業而言，展會是訂單獲取的優質渠道。比如，蘇州穿山甲機器人公司在廣交會開幕三天內，境外采購商簽約意向金額就接近300萬美元。

揚帆遠航，方能破浪前行。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出海不是一個可選項，而是一個必選項”。

全球環境風云變化，中國企業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歷經改革開放40多年洗禮，中國企業家最擅長的，就是在逆境中尋生機，在變局中開新局。他們堅信，唯有積極主動走出去，擁抱全球市場，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逆風飛翔才是真功夫！

新聞延長線：加入WTO以來，中國企業出海的階段性特征。

2001年-2008年：2001年，中國加入WTO，對外貿易進入新階段，“走出去”戰略正式納入“十五”規劃，中國進入全方位、多層次對外開放時期。這一時期的中國企業出海方向以歐美市場為主，依靠勞動力成本低和制造能力高的優勢，中國企業以產品出口形式進入全球產業鏈生產環節，“Made in China”蔚然成勢。2003年，機電產品出口首次占中國出口總值的50%以上。

2008年-201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對全球貿易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中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投資機遇，重點深化歐美市場合作的同時，東南亞、非洲等新興市場成為新增長點；企業開始開展綠地投資與跨國并購，并在海外建廠；出口產品從輕工業向裝備制造、電子消費品延伸。同時，服務貿易開始加速增長，年均增長保持兩位數。

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船舶制造業第一大國；2013年，中國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奠定了“世界工廠”的地位，貿易規模實現跨越式發展。

2018年-2024年：2018年，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對外貿易環境發生新的改變，歐洲成為中國企業出海主戰場，同時對拉美、非洲、大洋洲以及亞洲東盟的出口比例均在上升，2020年，東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

在“一帶一路”戰略引領下，中國企業更加積極地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2023年，“不出海，就出局”逐漸在中國工商業界中成為共識，出海辦廠蔚然成勢，很多企業通過并購海外品牌、布局產業鏈關鍵環節獲取技術和管理經驗。這一時期的中國出口產品，向裝備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等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以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為代表的“新三樣”成為出口新興力量，技術優勢和品牌溢價提升，2023年“新三樣”出口突破萬億大關。2023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出口國；據海關總署數據，2024年，芯片成為中國第一大出口商品，出口額首次突破萬億元。

2025年：大出海，開新局。美國發起新的關稅戰，中國企業積極行動起來，出海市場更加多元化、出海模式更加多樣化，主動開展全球化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