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真的太火了！

春節以來，杭州持續霸屏，更是掀起了一波城市反思潮。

南京在問、濟南在問、合肥也在問：為何我們出不了“杭州六小龍”這樣的企業？

杭州究竟做對了什么？杭州有什么樣的魔力，讓很多城市“坐不住”？

省委書記的“座上賓”

2月13日，浙江省委書記王浩主持召開推進科技創新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座談會，宇樹科技、強腦科技和游科互動科技3家“杭州六小龍”企業，成為浙江省委書記的“座上賓”，刷屏朋友圈。

今年春節期間，DeepSeek成為AI領域崛起的超級“黑馬”；杭州宇樹科技的機器人在春晚舞蹈《秧BOT》中精彩亮相；《黑神話：悟空》將傳統文化IP與現代技術深度融合，在全球火爆出圈。

當這些現象級產品密集涌現，人們發現這座被西湖煙雨浸潤千年的城市，正以顛覆性方式重構科技創新的底層邏輯。

當外界還在爭論“杭州是否只有互聯網基因”時，這座城市已悄然完成創新生態的迭代。在之江實驗室的量子計算研究中心，科學家們正在破解“量子霸權”的密碼；西湖大學的合成生物實驗室里，基因編輯技術正在改寫生命科學的進程。

跟任何一種科技現象的出現和爆發一樣，外界首先想到的是政策的催化和支持。

與同級別城市一樣，從政策面來看，杭州也是早早出臺支持硬科技發展的城市之一。

早在2018年，杭州便出臺了加快推動未來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充分認識到發展未來產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2021年，《杭州市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十四五”規劃》提出，要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人工智能頭雁城市。

但僅靠政策支持，就能培育出“杭州六小龍”嗎？

顯然不是。因為從產業政策來看，很多城市也出臺過類似的政策。杭州之所以能夠孕育出“六小龍”，并不僅僅依賴于政策支持，更在于其獨特的創新生態和產業土壤。

從數字經濟到硬核科技，杭州的轉型并非斷崖式的跨越，而是在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在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領域形成獨特的“創新溢出效應”。

“如果杭州不成功，那就沒有天理了”

2025年2月，杭州市市長姚高員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財力再緊張也不能壓減科技投入，讓創新成為杭州的城市氣質。

近年來，杭州將科技創新作為城市發展的核心驅動力，不僅在政策上給予大力支持，還積極營造有利于創新的生態環境。這種戰略導向使得杭州在吸引高端人才、培育創新型企業方面具有顯著優勢。

IDC和浪潮信息聯合發布的《2023-2024年中國人工智能計算力發展評估報告》顯示，在中國人工智能城市評估排行榜中，杭州位居第二，僅次于北京。

當然，科技創新發展與轄區內的科研院所密不可分。“杭州六小龍”有一半位于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

在這條科創走廊上，落戶了浙江全省唯一的國家實驗室，布局了2個大科學裝置，獲批28家全國重點實驗室，占浙江全省68%；5家浙江省實驗室，占浙江全省50%。不能說“杭州六小龍”的出現，與這些機構完全相關，但科技集群效應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杭州六小龍”或多或少都有著“浙大基因”。當南京發問為何沒出DeepSeek的時候，有觀點認為，南京與杭州的差距，在于兩座城市在科研成果轉化上存在著巨大差距。這種“轉化”也許不是直接來自科技的直接轉化，更多是創新創業精神的間接轉化。

從科研轉化角度來看，杭州確實走出了一條不一樣的路徑。就像浙大極其重視創新實踐和成果轉化，在我國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成績單”中，常年位居前列，形成了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浙大模式”。

比如，浙大在人工智能領域研究實力雄厚，近年來孵化了一批頗具實力的人工智能軟件企業，如浙大網新等。

雖然，“杭州六小龍”走的不是成果轉化的道路，更多是企業自主創新的結果。但是良好創新創業氛圍和營商環境，是這些企業能夠迅速崛起的重要土壤。

最近網絡上流傳著一張評價杭州營商環境的朋友圈截圖，上面寫著：“如果杭州不成功，那就沒有天理了”。

文中提到，“公司整個入駐過程、補貼申請過程，沒吃過一頓飯，沒喝過一頓酒，沒送過一根煙。”

“答應你的政府補助，按約定時間自動打款，無需你再去問，再去催，再去請吃飯。”

“事辦完，政府部門的人就消失，從來不煩企業，從不對企業指手畫腳。”

很多企業家說：“在杭州創新創業，很舒心！”

“踏上取經路，比抵達靈山更重要”

“六小龍”帶火杭州后，對于“為什么是杭州？”南京、濟南等城市紛紛發問：應向杭州學什么？

正如上文所說，杭州科技爆發是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在云計算、大數據等領域形成獨特的“創新溢出效應”。

但究其根本，這種“創新溢出效應”的形成，仍然有一些深層次的經驗值得學習借鑒。

這座城市的政策制定者深諳“放水養魚”之道。允許科研經費“包干制”使用，給予頂尖科學家千萬級啟動資金；“揭榜掛帥”機制下，企業技術需求直接對接全球科研團隊， 打破了傳統科研項目的條條框框，激發了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更具開創性的是“未來產業先導區”政策，允許在腦機接口、量子信息等前沿領域進行“沙盒監管”，為技術的產業化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云深處科技剛一成立，就接受了杭州西湖區的初創企業培訓，在幫助企業解決資質和項目申報等實際問題的同時，區科創基金還對公司進行了股權投資。

更重要的是，資本市場的敏銳嗅覺，也加速了杭州科技種子的破土。作為上市企業數量位居全國第四的城市，杭州以七萬億元的城市資金總量，穩居內地“資金第五城”，社會資本尤為活躍，形成極具規模的創投機構和活躍的投資氛圍，成為推動杭企上市的重要力量。2024年，杭州完成實際利用外資65.42億美元，在副省級城市排名第一，在全國所有城市排名第三，僅次于上海、北京，連超蘇州和深圳。這是杭州實際利用外資拿下的年度最高排名。

全球資本的涌入，進一步提升杭州“外資引力”，2024年，杭州實際利用外資總量占全國的5.63％、全省的42.84％，在全國、全省份額保持穩中有升。“杭州正成為全球資源配置優化新樣本。”浙江發展規劃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首席研究員秦詩立說，招引外資本質上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產業、科技、人才、數據等資源配置。

在國際經濟增長較疲弱、國際投資環境較嚴峻的當下，杭州在外資利用理念、模式、結構等方面有諸多探索創新，正在形成具有世界競爭力的新優勢，更好承擔起經濟大市挑大梁的使命。

當然，在這些因素的背后，更不能忽視的是杭州的創業文化始終涌動著“弄潮精神”。

早在2018年，位于杭州的市級以上眾創空間已近143家，市級以上孵化器數量超138家，數量較2015年幾乎實現倍增，位于杭州的國家級孵化器數量，更是連續多年居全國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第一位。

這種創新氣質的形成，既源于移動互聯網時期杭州形成的創業火種，也得益于城市管理者數十年如一日打造的“熱帶雨林式”創新生態。

當夜幕降臨，西溪濕地旁的寫字樓依然燈火通明。《黑神話：悟空》制作人馮驥曾說，“踏上取經路，比抵達靈山更重要”。對于一座城市產業發展來說，過程中的創新和探索，往往比最終的目標更具意義。

難能可貴的是，杭州正在上演的科創故事，恰如馮驥所言——重要的不是抵達靈山，而是在取經路上不斷突破認知邊界。杭州的“尋龍訣”，或許就藏在這永不停歇的探索基因中。

（作者系決策雜志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