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問題是調查研究最重要的步驟，也是撰寫調研報告的難點之一，必須全面、系統、深入地分析問題“為什么”產生，科學診斷，透視問題的本源。分析問題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剝筍法”，即像剝竹筍一樣，由表及里，剝去重重表面現象，脫掉層層疑云迷霧，逐漸顯露出事情的原因、真相和本質。在調查研究中，要善用“剝筍法”，可以從四個層面進行“剝筍脫殼”。

厘清認知因素與操作因素

問題的表現形態千差萬別，類型多種多樣，但問題的首要成因一般是認知因素和操作因素。認知因素是一切問題產生的根源性因素，操作因素是一切問題產生的基礎性因素。這兩種因素共同作用，決定和影響著問題的產生。

比如，當前一些地區和單位看似在執行中央“過緊日子”的規定，結果省小錢、花大錢，不僅增加了財政負擔，還影響了工作開展。剖析產生這種“怪現象”的成因，就要厘清認知因素和操作因素，從虛實結合出發，運用兩種方法：

一是以虛帶實。深度挖掘認知根源，分析認知與問題之間的支配關系，體現深刻性。前例中，之所以出現“目的為省錢，結果多花錢”的現象，源于機關干部存在狹隘思維，只要跟規定有出入，就層層審批，哪怕多耗時間、降低效率也在所不惜，認為照章辦事、程序合規最為保險。這就弄清了一些地區和單位落實“過緊日子”的規定，目的在“真免責”，而不在于“真省錢”，造成“無效省錢”。

二是以實證虛。實際觀察操作因素，分析操作與問題之間的影響關系，提高說服力。前例中，之所以出現“目的為省錢，結果多花錢”的現象，源于政策執行機械僵化。如，一般而言坐飛機比坐火車貴，但若加上一晚住宿，抑或是出現特價機票，反而坐飛機的性價比高。這就用實例證明，僵化執行“過緊日子”的規定，帶來南轅北轍的后果。

厘清淺層因素與深層因素

問題的本質常常掩蓋在問題的表象之下。這就要求我們從目之所及、耳之所聞的淺層因素出發，剔除事物非本質的、繁雜表象的干擾，逐步觸及引起問題的深層因素，發現問題的本質特征和鮮明個性。厘清淺層因素與深層因素，可從因果關系類型切入，運用兩種方法：

一是垂直深入法。針對單因單果型問題，即一個原因所引發的一個問題，就應當立足基點、垂直深入來分析成因。比如，撰寫老舊小區“停車難”問題的調研報告，涉及某市一老舊小區有1600余戶居民、約700個停車位，天天上演“搶車位大戰”，導致居民“有家難回”“有門難出”。

表面看，這是停車位供不應求引發的問題；深一層看，空車位、“僵尸車”占位大量存在，停車位資源配置不合理，加劇了供求矛盾；更深一層看，小區停車“封閉式管理”方式存在弊端，小區內“固定車位制”、區域間“車位割據”，導致“有車無位”“有位無車”并存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二是多點透視法。針對多因一果型問題，即多個原因所引發的一個問題，就應當運用多點透視法，選擇多點、定向審視來分析成因。

比如，撰寫城市規劃問題的調研報告，涉及某鎮河道藍線專項規劃河道面積1.93公頃，規劃的河道位置在3個廠區地面上“穿腸而過”。產生這種離譜的規劃，原因是多方面的：目標高標準，市級水務部門要求下屬某縣“十四五”期間新增河湖水面149公頃，明顯超越了該縣開河挖湖潛力；編制低質量，規劃編制人員對上不溝通，對下不調研，閉門造車，紙上談兵；程序欠完備，河道藍線規劃征求意見走過場，連規劃對象都蒙在鼓里。這就弄清了，是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奇葩規劃”分娩出來。

厘清歷史因素與現實因素

歷史因素對問題的現狀產生直接影響，而任何問題又都因現實因素的具體作用而產生。

比如，某縣124個行政村，經濟薄弱村占比達到84%，村級總負債達6億余元，不僅基層治理缺乏物質支撐，農民收入和福利也深受影響。剖析產生村級債務的成因，就要厘清歷史因素和現實因素，錘煉兩種眼光：

一是歷史眼光。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有將事物和現象放到歷史的長河中考察，從歷史進程中分析，才能挖出歷史根源對現實問題的影響。

村級債務的形成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發展村級集體經濟投資失敗而產生的債務，有完成上級交辦的農村道路、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任務而形成的債務，甚至有代貧困農民家庭繳納各種稅費和提留統籌而帶來的債務。這些歷史債務隨著時間的推移，累積沉淀下來。

二是現實眼光。“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與現實本來就是貫通的，既要與歷史對話，了解過去；更要與現實對話，把握當下。

前例中，村級債務的形成也有著復雜的現實情況。進入新世紀，村級債務出現了新的增長點，有提升基礎設施能級而產生的債務，有開展美麗鄉村建設而形成的債務，有給農民增加福利帶來的債務。由于財政轉移支付不足、村級集體經濟薄弱，村級組織被迫舉債維持運營。通過厘清歷史因素和現實因素，就可以選擇一個全面而深入的視角，更好地分析和理解當下的問題。

厘清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問題的產生源于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內部因素是事物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基礎，是主導因素；外部因素是事物發展的外在條件和環境，是從屬因素。

如，某縣2021年至2023年擴建項目完成工業投資額64.87億元，僅占全區工業投資額的20.33%。存量企業改擴建對全縣固定資產投資和工業投資的支撐力非常疲弱。

剖析存量企業改擴建動力不足的成因，就要厘清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把握兩個尺度：一是可控性強。內部因素屬于主體自身在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的因素，可根據自身的現實基礎，進行自主控制。

因為上級政府部門規定，自2014年起對工業用地出讓施行全生命周期管理政策，規定存量企業申請改擴建，必須重新簽訂工業用地出讓全生命周期合同，將企業投達產承諾納入合同，并承擔法律責任。而該縣工業發展能級總體偏低，絕大多數企業未提升能級，或采取妥協策略，放棄改擴建，維持簡單再生產；或采取分支策略，存量部分在當地維持現狀，增量部分到異地投資。這是企業根據自身現實基礎，面對公共政策所作出的自主性選擇。正是這種選擇，降低了存量企業改擴建的比例。

二是可控性弱。外部因素屬于主體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外界環境因素，主體一般只能適應，或通過一定渠道，提出對公共政策、管理體制等進行調整、調節的訴求，無法進行自主控制。

前例中，上級政府部門對轄區內的存量企業改擴建，設置了環保安全要求、科技創新狀況、績效指標水平等準入標準。某些上級政府部門面對企業改擴建的申請，簡單地對照文件的條條框框，按照“本本”進行比對衡量，符合則“進”，不符合則“止”。有的企業長期表達出改擴建意愿，卻始終徘徊在改擴建的大門之外。政策門檻堵住了存量企業改擴建“登堂入室”。

通過厘清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就可以內外兼顧、全面剖析，更好地認識和面對現實問題。

（作者為中共上海市金山區委研究室二級調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