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底，時任安徽省阜陽市阜南縣政協副主席聶磊到上海出差，因為不熟悉上海的道路，回程時一行人拿著地圖仔細研究，卻怎么也找不到高速公路的指示牌，從下午1點一直折騰到晚上7點，才終于摸到高速入口。

15年后，聶磊對于上海與安徽之間的交通方式已經非常熟悉：“坐高鐵到阜陽三個半小時，到合肥兩個小時，非常方便。”不僅如此，他對上海的產業布局和人力資源現狀也非常了解。記者第一次見到聶磊時，他正在向上海的一家企業介紹上海最新的人才政策。

這個變化源于去年的一次人事變動。2020年6月，安徽省政協常委、阜陽市政協副主席、阜陽市工商聯主席聶磊，掛職擔任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協助分管人事、人才和勞動關系工作。他也是目前安徽掛職上海職務級別最高的干部。

本月，聶磊即將結束掛職回到安徽，但長三角干部掛職機制才剛剛拉開帷幕。今年3月，三省一市黨委組織部門緊扣同一體化發展緊密聯系的產業發展、生態環境、道路交通、城鄉建設等重要領域和崗位，選派17名蘇浙皖干部和17名上海干部跨區域掛職。目前，三省一市的黨委組織部門正在探索建立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相適應的干部交流機制。

聶磊近照 。 陳抒怡 攝

理念

聶磊對上海的第一印象并不算美妙。

2006年，聶磊出差上海是為了招商，那次他拜訪了上海的兩個區縣，但聶磊感覺對方態度“比較平淡”，雖然最后招商成功，但聶磊覺得好像和上海人熱絡不起來。

翻看那一年的新聞報道，阜陽的一大關鍵詞是“農民工”。當時，阜陽火車站被上海媒體稱為全國五大“民工源頭”之一。有報道稱，在春運期間，該火車站80%的客流奔向滬杭甬等長三角地區。這篇報道顯然沒將阜陽算在長三角范圍內。

1996年成立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上，還沒有安徽的城市加入，直到2010年，合肥和馬鞍山才正式入會，而安徽正式被納入長三角城市群，要等到2016年國務院發布《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時。對于這樣的姍姍來遲，曾有安徽人風趣地總結：“以前我們是旁聽生，后來我們變成了插班生，現在成了正式生。”

雖然拿到了入場券，但挑戰依然存在。2019年，《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出臺，聶磊記得當時阜陽干部經常講“長三角一體化”，但究竟怎么融入長三角、實現一體化，卻不得其門而入。

以前，安徽的干部想去上海考察，大部分是蜻蜓點水式的參觀，實在一點的參加一個短期培訓班，短則一周，長則一個月，但是這樣的對接方式并不能接觸到實際工作，總有些隔靴搔癢。

“說實話，對接的渠道不多。”聶磊的話很直接，“阜陽這樣的城市，和上海市聯系不是很暢通。”

聶磊所說的“聯系不是很暢通”是有實際案例佐證的。有一次，阜陽市農業農村局準備到上海來考察，聯系了兩個區，其中一個市區給出的回復是：“對不起，我們根本沒有農業農村局。”

直到聶磊在上海掛職后，他才發現，原來之前自己對上海的第一印象有偏差。

到上海之前，阜陽市正在重點抓營商環境工作，聶磊任阜陽市營商環境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調研發現企業辦理某張證照的時間比較長，市里提出能不能縮短到三天，但相關部門怎么也縮短不了。深入了解之后發現，環節卡在了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數據端口，數據沒有打通，想快也快不起來。究竟有沒有什么辦法可以解決這一難題呢？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

去年6月，剛到上海不久的聶磊參加調研，在浦東新區城市運行綜合管理中心內，他見識到了“神奇”的一幕：指揮大廳中央有一個巨大的電子屏幕，顯示著浦東全境動態信息，只要通過對住戶水電煤和外賣動態的大數據分析，就可以迅速發現異動，找出可能存在的非法群租點，一個電話打到居委會，讓居委會干部上門查訪，很快得到反饋，確實有群租。在這個平臺上，浦東新區應急辦、公安、120急救中心、城管執法、市容環保、市場管理、建設交通等眾多城市管理一線部門的所有政務信息，都能在這里共聯共享。入駐部門越多，“城市大腦”所掌握的城市運行體征指標就越多，這背后涉及億萬字節的大數據。

更讓聶磊感到震驚的是，如此復雜的管理系統邊上，沒有掛復雜的理論口號，只有一句標語：“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形象、直白、精練。

一下子，聶磊感覺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好多事情都想明白了”。

“上海人做事的一大理念就是科學、精準、務實。”聶磊作出了這樣的判斷，“首先要有一個科學的規劃，解決問題時要有一個精準的工作態度，再加上科技的支撐，事情就干成了，不能光拍腦袋想。”

雙贏

偌大的一個工廠，只有一兩條流水線在運轉，七八個工人在工作，看起來冷冷清清。

這是去年6月，聶磊在上海郊區的一家制造企業看到的情況，受疫情影響，當時企業雖然已經復工復產，但產能上不去。企業主見到聶磊，反映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勞動力的缺乏。“減免稅收、租金的政策都已經到位了，勞動力成了最大的瓶頸問題。”聶磊看到了問題的癥結。

到上海之前，聶磊也在阜陽推進復工復產相關工作,當時阜陽同樣存在勞動力缺乏的問題，經過聶磊的牽線搭橋，一批企業和阜陽的職業技術學校直接對接，緩解了用工緊張的問題。但在上海，這個問題并不能直接就地解決。

這得從兩地的人口結構說起。與正在被老齡化問題困擾的上海不同，安徽是勞動力大省，阜陽尤其典型，是全國最大的勞務輸出城市之一。在上海的外來務工者中，安徽籍所占比例最高，而其中阜陽人又占了很大一部分。很多安徽人、阜陽人需要在上海就學就業，但換個角度看，上海的發展，也離不開安徽人的支持。

“到底有多少阜陽人在上海呢？”記者提出了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把聶磊問住了。他解釋，由于很多阜陽務工人員屬于靈活就業，上海市人社局并不掌握具體數字，阜陽市人社局雖然有一些數據，但此前并未與上海市人社局溝通過這方面的信息。

去年9月，經聶磊牽頭組織，阜陽11名人社系統干部到上海市人社局、松江區人社局等部門進行了為期兩天的考察對接活動，交流的重點就是輸入、輸出地勞動力資源管理服務工作。雙方坐下一談才發現，早就想要和對方溝通情況了，只是一直沒找到合適的機會，相見恨晚。

“那天，我們研究室的處長和他們聊了很長時間，他也需要掌握這方面的信息。”聶磊這樣說。記者注意到，聶磊口中的“我們”指的是上海市人社局，而“他們”指的是阜陽的人社干部。

在采訪中，聶磊習慣用“我們”來指代上海，用“家里”來指代阜陽，用“長三角的干部”來定義自己的身份。

兩地人社部門的順暢溝通，是否可以認為之前的“好像聯系不太暢通”的感受只是一種誤解呢？

在一次次的聯系溝通中，聶磊尋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幾個月前，阜陽一個由市領導帶隊的考察團計劃拜訪上海光明集團，對方一開始回復說：“不好意思，我們領導當天有其他安排。”但等到雙方坐下后，交流的氣氛一下子熱絡起來。

光明集團想要擴大牛奶產能、尋找合適的牧場；阜陽擁有大片適合牧草生產的平原，根據《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阜陽所在的皖北要建設長三角綠色農產品生產加工供應基地。雙方一拍即合，很快，光明牧業與阜陽市阜南縣政府簽署了合作協議。5月28日，光明乳業阜南生態智慧規模化奶牛項目正式在柳溝鎮落地開工，規模總投資約3.6億元，項目達產后，年產鮮乳產量近4萬噸。

反過來，聶磊也鼓勵阜陽的企業走出來，把阜陽的勞動力和上海的金融資本、科技創新優勢結合起來，探索一些新的發展路徑。有時候，聶磊和上海的同事聊天，話題會不知不覺聚焦在上海和安徽的關系上。“安徽是長三角發展的腹地，是腹部的腹，是優質勞動力資源和綠色農產品資源之腹。”聶磊說，“長三角天然就是一個融合的大平臺，一定要聯合起來。”

融合

“打通了，融合了，后期還會發酵，會有讓你想不到的好事情發生，這樣越探索，路子就越寬。”經過這一年的溝通融合，聶磊總結出了這么一條規律。

在聶磊的牽線搭橋下，近一年來，一批阜陽的農業企業落子上海。安徽瓦大現代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在虹橋商務區創設上海商務中心，在閔行區創設分揀中心，成為上海聯華超市安徽最大供應商；阜陽商廈菜遞有限公司與上海蔬菜集團合作，在上海江楊農產品批發市場設立阜陽名優產品展銷中心。今年4月，阜陽—上海首場農產品產銷對接會阜南專場就在該展銷中心內舉行，全部使用阜南農產品制作的菜肴，吸引了上海市民的眼球。

合作以后，阜陽的農業企業發現，上海人買東西強調規范性、標準化。比如一盒小紅薯，這個月和下個月的規格要差不多，突然大了或是小了，都會影響銷售。知道了這些消費習慣后，阜陽的農業生產企業就能有的放矢提供優質農產品。

但一些問題也暴露出來：安徽生產的蔬菜標準由安徽的農業部門制定，上海銷售的蔬菜標準由上海商務委制定，雙方質量標準對不上。究竟按照哪個標準？解決方案是，上海蔬菜集團在阜陽授牌了10家專供上海地區的綠色農產品生產供應基地，按照上海蔬菜集團的標準生產。

去年，聶磊到上海報到的前一天，參加了阜陽之友上海理事會的成立儀式。理事會吸收的成員被定義為“關心阜陽的人和阜陽關心的人”，理事會號召成員不僅要成為家鄉深度融入長三角一體化穩固的橋頭，也要為上海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若是太狹隘了，長三角一體化就搞不起來。”聶磊感嘆。

今年3月，三省一市黨委組織部門選派17名蘇浙皖干部和17名上海干部跨區域掛職，掛職期同樣為一年。“掛職跟參加培訓班、考察團的效果肯定是完全不一樣的。”聶磊以自己的親身經驗來看，當把掛職時接觸到的新理念、新的工作方法和原來的工作經歷結合起來時，會產生一種化學反應。“然后你再去看一些事情的時候，眼光已經不一樣了。”

“等回到阜陽后，你還會經常返回上海嗎？”記者問。“那是當然！”聶磊的回答堅定、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