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日益技術化,而技術越發展,社會越精細,一定程度上城市越脆弱。由于關聯性的增強,一個“點”的問題,會很快擴展到整個“面”。
災難是伴隨人類歷史的現象,而大部分災難與人自身的行為密切相關。災難考驗一個民族的心智,也促發人們強健公共理性。重要的是,經歷了災難要“長記性”,不可健忘。
在疫情處置上,至少有這樣一些公共治理界面的誡示:
一是要在“第一時間”作最快反應,絕不可喪失寶貴的“窗口期”。災難發生有一定萌發期,須作最快最得當的應對而不貽誤戰機。大疫當前,人命關天,沒有什么比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更重要,當以救災為第一要務。
二是盡早公布疫情,把真相告訴人民。疫情發生后,是及時公布真相還是以各種名義遮捂,是檢驗公信力的分水嶺。信息是一種公器,不為一地一部門一單位所壟斷。
“謠言”止于公開透明,哪里有信息公開透明,哪里就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捂壓信息只會造成社會恐慌,更不可動輒以“抓造謠者”來杜塞言路。以任何名義屏蔽信息、瞞報漏報,甚至誤導公眾,是一種嚴重的犯罪。
三是最廣泛吸納社會力量參與救災,把災情降至最低?,F代社會稍具規模的疫災,非一地一時“單打獨斗”所能應付,社會力量的參與能幫助解決很多問題。最大限度地調動、求助于社會力量乃為上策。
絕不能打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官腔,動輒以“物資充足”“儲備得當”來標榜政績。社會力量乃至國家體制的介入,是救災防控的成功之道。
最后,要有感念蒼生、悲天憐人的情懷,絕不把災難化作“贊歌”。人類歷史上經歷過無數災難,災難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可能成為“喜事”。對此次疫情,該查證的須查證,該追責的要追責。漠視死難,罔顧生命價值,以“多難興邦”自許,對災難唱贊歌,與“以人民為中心”完全相悖。拿人民群眾生命利益搞“人設”,作政績標榜,更是一種犯罪。
恩格斯說:“一個聰明的民族,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會比平時多得多”。我們要作“聰明的民族”,經歷一次災難,當有一份成長,深刻汲取沉痛教益。
(作者系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市政治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