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浙江范圍內出現了一個新現象，以互聯網經濟異軍突起的杭州當年產生的GDP增量，首次低于以制造業為根基的寧波。某種意義上，這意味著杭州在上一輪發展模式的紅利邊際遞減到一定程度，正在出現新變化。

浙江省內外也有各種聲音和分析認為，在以產業互聯網為主的互聯網下半場，寧波有了向杭州叫板的實力。有分析認為，杭州的產業結構出現了“虛擬無限、底盤不足、根基不硬”等病癥。

那么，在互聯網下半場，杭州能否笑到最后？杭州是否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杭州模式的前世今生

我們常說，杭州在歷史上更像是一個后花園式的休閑城市，閑情逸致的文人墨客比較多，很多人未曾想到杭州在新經濟地理上異軍突起，成為新經濟發展的策源地。應該說，這種發展主要是2000年以后形成的。其中有兩個標志性事件，一個是伴隨中國互聯網的興起，阿里融到戰略投資；一個是伴隨中國新一輪城市化發展，王國平主政杭州。

自此以后，杭州事實上采用了城市發展帶動經濟發展的模式與政策機制，也成為杭州相當長時期內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流。杭州這些年來的發展基本上建立在這個發展邏輯與政策機制的基石之上。而當前出現的問題，在于最近幾年并沒有對這個發展邏輯與政策機制做進一步的再深化再突破再創新。

在上一輪城市發展帶動經濟發展的周期里，杭州的崛起主要來自于城市化運營，而馬云開創的平臺經濟，則為這種城市發展模式做了點綴，甚至是掩蓋了產業發展不足及問題隱憂。

從文化融合的角度看，杭州在互聯網上半場崛起有其必然性，馬云所開創的平臺經濟改變了杭州乃至浙江，因為平臺經濟最大的本質是從做事到做局。做事和做局是南北方人的重要區別，一般來說北方人善于做局，但沒用到創業、實業、商業、產業、企業上；南方人善于做事，一旦會做局就會非常強大。浙商原本是屬于做事的，善于謀利而非謀勢，但出現了人生經歷從南到北、從北到南的馬云，實現了對這種商業文化基因的超越，況且杭州歷史上就是南北方文化的融合之地。馬云立足浙商與生俱來的靈敏、敏銳，從市場交易與客戶流量入手，通過將平臺經濟與小商品買賣相結合，不僅打造了消費互聯網平臺，還借助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進一步創業創新。

當然，杭州華麗轉身的背后，并非完全是靠自身民營實體經濟和信息（平臺）經濟支撐的，還有省屬國有企業的壟斷經濟、浙商民營的總部經濟、城市化經營的地產經濟、旅游城市的流量經濟的大力支撐。如果把這些省級層面的壟斷經濟、省會城市的總部經濟、城市精英的地產經濟、旅游城市流量經濟都拿掉，杭州的數據并不好看。

2001年中國入世后，寧波一度直逼杭州，但是寧波過于遵循制造業全球化的發展邏輯，杭州借助新經濟異軍突起后，就不愿意同寧波相提并論。伴隨制造業轉型升級與根植發展，寧波GDP的增量在2018年超過了杭州GDP的增量。這意味著，杭州在上一輪發展模式的紅利邊際遞減到一定程度，而在新一輪發展中尚未形成領先的發展模式。

城市發展模式需要與經濟發展模式相結合，但不能光以城市發展帶動經濟發展，還需要以經濟發展、乃至創新發展支撐城市發展。應該說，杭州這些年的發展，平臺經濟、信息經濟更多的是靠阿里、海康威視背后的世界級企業帶動，其他的產業依靠浙商與生俱來的優秀品質，但政府在工業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產業組織作用并不像在城市化、城鎮化、國際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更大。

如今，杭州的發展，已經不僅僅是走出把一個城市的市運押在一個千變萬化、越變越快的龍頭產業之上，而是要實現城市發展模式、經濟發展模式與創新發展模式“三螺旋”的有機結合。

互聯網下半場對杭州意味著什么

伴隨新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互聯網上半場”與“互聯網下半場”成為很多人的口頭禪，浙江省內對此的討論也是十分熱烈。

筆者認為，“互聯網上半場”更多的是信息技術從物理空間走向虛擬空間，打破人們生活方式、企業經營發展、產業組織發展的時空局限，產生更大的經濟社會效益以及消費體驗。在這個過程中，人的生活更加便利和泛在，甚至有些互聯網產品和終端成為人的“第六感官”；企業從區域小市場到全國大市場，在一個細分的“長尾市場”就可以做的足夠大；產業發展則從大企業的中心化，到平臺企業的去中心化然后再中心化。

在互聯網上半場，更多是借助“互聯網+行業”的模式，出現了很多B2B、B2C、B2B2C型平臺企業，這些平臺企業改變了人們的消費方式、生活方式、生產方式。越是那些沒有行業經驗、產業基礎、市場慣性的人或企業，越容易成為互聯網上半場的佼佼者。

“互聯網下半場”更多的是借助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5G，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從虛擬空間向智能終端、從智慧感知到智能運用，最終用供需兩邊通吃、跨界融合的產業思維，打通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形成一種新的經濟形態、產業結構、組織方式與增長方式。

如果說“互聯網上半場”是通過2B最終2C，從信息經濟到平臺經濟；那么“互聯網下半場”既可以通過2F（Factory，工廠）、2B搞工業物聯網、產業互聯網來改變生產方式，也可以通過2C從改變消費方式到深化生活方式，最終實現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貫通，智能科技、生態經濟成為平臺型企業的重要發展能力。在這個過程中，只有具有底盤強大的行業+互聯網，以及借助互聯網×人工智能，才能成為新一輪業態創新與產業變革的佼佼者。

互聯網上半場就是借助C端流量、市場需求反向配置生產資源，從消費方式、生活方式到生產方式；而在互聯網下半場，不是單純地搞改變生產方式的局域網、封閉的工業4.0，也不是單純地進行生產方式的智能化升級改造，而是在消費反向決定生產的基礎上，再造“需求反導+數據驅動+平臺運營+智能終端+服務場景+生態賦能+敏捷供應”的產業組織方式。因此，互聯網上半場與下半場在消費反向決定生產的新經濟邏輯上是一脈相承的，但互聯網下半場用產業思維將生產生活方式全部打通，則實現了進一步的超越。

從“互聯網+”到“互聯網×”的蝶變

杭州到底能否在互聯下半場笑到最后，首先需要對過去及當前的隱憂及不足有著清晰的認識。用現在的眼光去看待杭州在上一輪發展中的異軍突起，是在中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以及市場化等相互協同的產物，核心是在城市發展帶動經濟發展模式下，有效抓住了信息革命機遇、發揮了省會城市首位度位勢、利用了旅游休閑城市的流量優勢以及浙商獨特的商業倫理及創業創新文化。更進一步說，杭州只有在發展戰略上走出城市發展先于經濟發展，才能走出信息科技強于智能科技、財富驅動快于創新驅動、商務成本高于創新成本等發展“陷阱”，如此方能行穩致遠。

換句話說，城市發展先于經濟發展，以及上述提及的諸多發展“陷阱”，是杭州在互聯網下半場以及新一輪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隱憂及問題。其中，尤為需要警惕的是，信息經濟更多改變的是生活方式、消費方式，而沒有產生新的生產方式，更沒有將新的生產方式與新的生活方式貫通起來，以至于造成虛擬無限、底盤不足、根基不硬的產業結構；所謂“信息科技強于智能科技”，就是在科技革命條件下，局限、拘泥在互聯網+、信息經濟，沒有向互聯網×、智能科技的三維方向發展，難以整體上提升數字經濟的發展段位；“財富驅動快于創新驅動”，就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速度早于工業化、信息化發展的速度以及技術創新能力，直接越過創新驅動到了財富驅動階段，制約產業升級與創新能力協同演進；“商務成本高于創新成本”，表面上是城市化與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但對于杭州而言是新經濟新動能超前發展與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滯后，進而造成實體經濟整體社會成本攀高、進而產業空心化的問題。

那么，杭州究竟能否在互聯網下半場笑到最后，即取決于能否跳過以上發展陷阱。筆者認為，最關鍵的是形成新的城市發展戰略、新的發展組織方式以及新的創新創業文化。

首先是新的城市發展戰略。走出城市發展帶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強調城市發展、經濟發展、創新發展的有機結合、協同發展，通過“科產城”融合，以科技創新提升產業層級、以產業原創提升城市能級，增強城市自主創新能力與新產業發展的內核。

其次是新的發展組織方式。核心是從以高增長為導向的“大產業、大企業、大平臺、大項目”組織方式與動員機制，到以高質量發展為導向的“產業新體系、園區新空間、企業新梯隊、服務新平臺、要素新供給、發展新生態”組織方式與動員機制。

最后是新的創業創新文化。不能再滿足資源貧乏型稟賦條件下的“從0到1”，而是強調“道生一”，強調帶有規律性的創業創新及產業化發展；不再是“互聯網+”的簡單紅利疊加，而是“互聯網×”下的重構。

（作者單位：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